他把在里面学到的缝纫手艺用在了给女儿改校服上，女儿穿着改好的校服去上学，跟同学说
老徐在监狱里的劳动岗位是服装加工。踩了四年缝纫机，从不会穿针到能做整件衣服。出狱的时候他背包里没有别的东西，就带了几个缝纫机上换下来的旧梭芯当纪念。回家后第二周，女儿学校发了新校服，裤子长了一大截，上衣的腰身也宽。妻子说拿去外面裁缝店改一下，老徐把校服拿过来看了看，说我来改。
妻子说你刚出来歇歇吧。老徐说没事，闲着也是闲着。他去阳台搬了一张小桌子当裁缝台，从妻子的针线盒里翻出顶针和线团。那台旧缝纫机还是妻子几年前从二手市场买的，一直没怎么用过。老徐把机头上上下下擦了一遍，上了机油，踩了几脚空转，听着齿轮咬合的声音说还行，能用。他让女儿把校服穿上，用画粉在裤腿上画了线，量好长度。然后他把裤子翻过来，沿着画好的线一针一针地走。他的针脚走得又直又密，收边的时候还特意加了一道加固线。改完裤子之后他又把上衣的腰身收了收，在两侧各加了一道暗褶，这样女儿穿起来既合身又不影响活动。
女儿试改好的校服时在镜子前面转了两圈，说爸你改得比外面裁缝店还好。老徐说裁缝店也是这么改的，没什么大不了。但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上正在收拾缝纫机，动作比平时轻了很多。第二天女儿穿着改好的校服去上学，同桌问她校服怎么这么合身，她说这是我爸改的。同桌说哇你爸会做衣服。女儿说对，我爸在里面学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没有不好意思，也没有刻意骄傲。
职业技能的家庭化应用对于刑释人员重建家庭角色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监狱里踩缝纫机是被安排的劳动任务，出来后踩缝纫机是他主动想为家里做的事。同一个动作在不同的环境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他用在里面的劳动岗位上学会的手艺给女儿改校服，改的不只是裤腿的长度和腰身的宽窄，更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在女儿生活中的参与感。女儿穿着合身的校服站在同学中间说“这是我爸改的”的时候，她说的不是一句炫耀，而是一句确认——确认她爸爸回来了，确认她爸爸的手艺是真实的，确认她爸爸在家里是一个有用的人。家属要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他用自己的技能为家里做点什么。他踩缝纫机的每一针，都是在把那些年被高墙隔开的距离一针一针地缝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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