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自称“监狱长秘书”的电话，让她在三个月内转账十七次
赵桂芬的丈夫因贪污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异地监狱。赵桂芬年过六十，独自一人生活，每月靠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度日。丈夫入狱后，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丈夫能够平安度过刑期，早日回家。
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赵桂芬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外省号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气沉稳、措辞得体：“请问是赵桂芬女士吗？我是某某监狱监狱长的秘书，姓周。您丈夫李某在我们这里的改造情况，监狱领导一直很关注。今天打电话给您，是想了解一下家属这边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监狱帮助解决的。”
赵桂芬受宠若惊。她从未想过监狱领导会亲自打电话来关心家属。周秘书在电话中详细询问了她丈夫的身体状况、心理状态以及家里的情况，语气温和而关切。赵桂芬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把家里所有的困难都说了出来：她腿脚不好，去医院不方便；退休金太低，每个月给丈夫存钱后自己就不够花了；她担心丈夫在监狱里吃不好、睡不好。
周秘书听完后说：“赵阿姨，您放心，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会向监狱长汇报。不过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监狱长最近在争取一个‘亲情帮教’的项目，可以安排家属进监区和服刑人员共处一整天。这个项目名额很少，一个季度只有两个。如果您有意向，我可以帮您争取。”
赵桂芬的眼泪当场就掉了下来。她做梦都想和丈夫面对面坐着吃一顿饭、说说话，而不是隔着玻璃窗、通过电话听筒交流。周秘书说，这个项目需要缴纳一定的“项目参与费”，因为涉及到监区内的安保、餐饮、活动组织等成本，费用是五千元。赵桂芬二话没说，当天就去银行转了账。
这是第一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像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
转账后的第三天，周秘书又打来电话，说“亲情帮教”项目需要给参与家属购买一份特殊保险，保险费八百元。赵桂芬转了。一周后，周秘书说监狱长觉得赵桂芬的情况特殊，决定额外安排一次“单独会见”，需要缴纳“加班费”三百元。她又转了。又过了几天，周秘书说她丈夫在监狱里表现很好，监狱长准备推荐他参加“减刑听证”，需要缴纳“材料审核费”一千二百元。她仍然转了。
赵桂芬不是没有怀疑过。但每次她产生一丝疑虑的时候，周秘书都能准确说出她丈夫所在监区的日常情况：什么时候出操、什么时候上课、最近吃了什么菜。这些信息，如果不是监狱内部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赵桂芬不知道的是，这些信息全部可以通过丈夫在亲情电话中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来，而周秘书正是通过她自己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的细节，反向套取更多信息。
三个月的时间，赵桂芬共计转账十七次，累计金额六万八千元。这六万八千元中，有三万是她向妹妹借的，有两万是她把唯一的一套小房子抵押给小额贷款公司贷出来的。她每个月要还贷款利息一千二百元，而她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多元。
直到有一天，赵桂芬的妹妹觉得不对劲，强行拉着她去监狱核实。监狱方面明确告知：监狱没有“监狱长秘书”这个岗位，监狱长的日常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办公室不会以个人名义联系家属办理任何收费项目。所谓“亲情帮教”项目，在赵桂芬丈夫所在的监狱根本没有开展过。所有涉及收费的所谓“内部项目”，全部是骗局。
赵桂芬在监狱门口坐了很久。她对陪同前来的妹妹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红了眼眶的话：“我不是傻，我是太想他了。”
任何以监狱领导或其身边工作人员名义联系家属、要求转账汇款的行为，都应当引起高度警惕。监狱系统的所有对外联系均有正式渠道和固定流程，不会通过私人手机号码联系家属办理收费事项。家属如果接到此类电话，应当要求对方提供可回拨的办公电话，并通过监狱官方网站公布的电话进行核实。切勿因对方能够说出一些内部信息就放松警惕——这些信息往往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或日常通话中拼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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