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积极分子”的评选资格，她花了六万才发现根本不需要花钱
孙桂芳的儿子小孙因抢劫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刑五年。小孙在里面表现很好，劳动积极、学习认真、遵守监规纪律，连续十几个月考核分都排在监区前列。管教多次在集体教育时表扬他，说他“改造态度端正、有希望获得减刑”。孙桂芳每次听到儿子在电话里说这些，都觉得日子有盼头。
但是减刑不是自动的。监狱每年有固定的减刑名额，而改造积极分子的评选是获得减刑的重要前置条件。孙桂芳听其他家属说，改造积极分子的名额有限，有时候即使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轮得上。她开始担心儿子“排不上队”。
担心的人，最容易成为猎物。
一天，孙桂芳在一个家属群里看到一个人发的消息。这个人的网名叫“老陈”，头像是一张穿着正装的照片，朋友圈里全是与监狱、法院、司法局有关的动态。老陈发了一条消息：“今年第三季度改造积极分子评选即将开始，本人有关系可以帮家属运作。评选不上全额退款。”消息下面附了几张截图，是以前“客户”给他转账的记录和感谢的话语。
孙桂芳私聊了老陈。老陈说，改造积极分子是监狱里最抢手的资源，每个监区就那么两三个名额，很多服刑人员表现都不错，但名额有限，只能靠“关系”往上推。他认识监狱里的一个副监狱长，可以帮忙“打声招呼”，确保小孙进入名单。费用是六万元，评不上全额退款。
孙桂芳问：“我儿子表现本来就很好，他是不是本来就能评上？”老陈说：“表现好的人多了去了，没有关系的话，你儿子可能排在第七第八名，但名额只有三个，你能保证他一定能进前三吗？”孙桂芳被这句话说动了。她不是不相信儿子的表现，她是不敢赌——万一儿子因为“没人帮忙”而错过了减刑机会，她会后悔一辈子。
她取了六万元，按照老陈提供的账户转了过去。老陈说让她等消息，名单公布大概需要两个月。
两个月后，监狱公示了第三季度改造积极分子名单。小孙的名字在上面。孙桂芳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刻给老陈发消息：“谢谢你！我儿子评上了！”老陈回复说：“我说了，我办事你放心。”孙桂芳觉得自己这六万元花得太值了。
一个月后，她去监狱会见儿子。隔着玻璃，她问儿子：“你这次评上积极分子，是不是有什么人帮你说话了？”小孙一脸茫然：“帮我说话？谁帮我说话？我就是因为考核分够了，自动进入候选名单的。管教说我的分数在监区排第一，如果不评我，别人会有意见。”孙桂芳又问：“你们监区有几个积极分子名额？”小孙说：“三个。”孙桂芳问：“第一名是不是自动进的？”小孙说：“也不是自动，但分数排在前面的基本都能进。我那个分数，如果不进，整个监区都会质疑。”
孙桂芳的手攥紧了话筒。她问儿子：“你们监区有没有人因为‘有关系’评上的？”小孙说：“没有。管教说了，所有评选都是按分数排的，分数一样的看日常表现记录。一切都有台账，谁想插队都插不进去，因为每个环节都要签字确认，出了问题要追责的。”
孙桂芳回到家，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她终于想明白了：老陈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小孙之所以能评上改造积极分子，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是因为他每月的考核分排在第一，是因为他五年如一日地遵守监规、积极劳动。老陈只是恰好踩对了时间节点，在小孙自己就要被评上的时候，收了她六万元，然后什么也没做，坐等结果出来，再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如果小孙没有被评上，老陈会说“这次没运作成，下次再说”，或者直接退款——反正他也没有成本。
孙桂芳想找老陈要回那六万元，但老陈说：“我帮你运作成功了，你凭什么要退款？你要是不满意，以后别找我。”孙桂芳哑巴吃黄连。她没法证明老陈什么都没做，因为老陈本来就没有留下任何“运作”的痕迹。整个交易都在微信上完成，老陈从来没有承诺过任何具体的行动，只是说“可以帮忙”“评不上退款”。在法律上，这甚至不一定能构成诈骗，因为老陈确实“帮了忙”——至于这个“忙”有没有实际效果，很难界定。
孙桂芳到现在也没有告诉儿子这件事。她怕儿子觉得自己不信任他的表现，更怕儿子觉得母亲在侮辱他的努力。她只是在心里告诉自己：六万元，买了一个教训。这个教训不是“不要找人帮忙”，而是“不要在自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花钱去买一个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
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改造积极分子评选，都有严格、透明、可追溯的程序。评选依据是考核分、日常表现、认罪悔罪态度等客观指标，每个环节都有书面记录和多人签字确认。不存在所谓的“关系运作”“打招呼”的空间。任何声称可以“帮你运作评选”
文章参考资料均来源官方信息 首发于微爱帮APP 只为帮助服刑人员家属解答问题 为爱守护，你不孤单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