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狱友家人病重急需用钱”的求助，她心软转了五千元
刘淑芳的儿子小涛因盗窃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小涛性格内向，刚入狱时很不适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个人瘦了二十多斤。是狱友杨某一直在照顾他，教他干活，帮他打饭，在他想家的时候陪他说话。小涛每次打电话都会跟刘淑芳提起杨某，说“杨哥是个好人”“杨哥帮了我很多”。刘淑芳虽然没有见过杨某，但她从心底里感激这个人——如果不是他，儿子可能撑不过最难的那段日子。
杨某比小涛早出狱两个月。出狱后的第三周，刘淑芳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耳熟，但刘淑芳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对方说：“阿姨，我是杨某，小涛的狱友，您还记得我吗？”刘淑芳连忙说记得记得，问他最近怎么样。杨某的声音突然变得哽咽了：“阿姨，我跟您说件事，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厚着脸皮给您打电话。”
杨某说他母亲突发脑溢血，正在医院抢救，急需手术费。他已经把能借的人都借遍了，还差五千元。他说他在里面的时候，小涛帮过他很多，他本来不该再麻烦小涛的家人，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阿姨，我给您跪下了，您帮帮我，等我妈好了，我做牛做马还您。”
刘淑芳握着手机，眼泪掉了下来。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如果有一天她病倒了，儿子在监狱里出不来，她也希望有人能帮儿子一把。她对杨某说：“孩子，你别急，阿姨想办法。”她翻遍了自己的存折，凑了五千元，按照杨某提供的账号转了过去。杨某在电话里哭了，说“阿姨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此后的两个月里，刘淑芳每次给儿子打电话都会问一句：“杨某最近联系你了吗？他妈妈的身体好些了吗？”儿子说没有联系。刘淑芳有点奇怪，但没多想。第三个月，她再次拨打杨某的电话，提示音变成了“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她连续打了好几天，都是空号。
刘淑芳觉得不对劲，她让小涛想办法打听一下杨某的情况。小涛通过管教联系到了杨某原来所在地区的司法所，得到的回复让母子俩如坠冰窟：杨某的母亲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脑溢血住院”。杨某出狱后一直没有正当工作，四处借钱不还，已经被多人举报。
刘淑芳坐在沙发上，盯着手机屏幕上的转账记录，五千元，那是她省吃俭用攒了大半年的钱。她想起杨某在电话里哽咽的声音、那句“我给您跪下了”、那句“做牛做马还您”——全部是表演。他之所以哭得那么真，是因为他已经对很多人表演过同样的剧本，早就熟练了。
更让刘淑芳难受的是，她后来才知道，杨某在监狱里对小涛的照顾，从来就不是什么“兄弟情义”。他早在入狱之初就为自己盘算好了：在监狱里物色那些家庭条件尚可、家属心软的年轻犯人，对他们好、照顾他们、建立“恩情”，出狱后就去找他们的家人“借钱”。小涛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那些在监狱里被他照顾过的人，其家属几乎都接到了他的求助电话。
服刑人员在监狱里建立的社交关系，大多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出了那道围墙，这些关系的性质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在监狱里对你示好的人，未必是真的对你好，可能只是在为将来铺路。家属在接到“狱友”或“狱友家人”的求助时，不要因为“报恩”心理而轻易转账。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有多种渠道寻求救助——水滴筹、社区救助、亲友借款，而不是只盯着狱友的家属。如果对方只找你不找别人，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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