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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强出来之后一直没有稳定工作,在工地上断断续续地干,收入不稳定。社区的网格员跟他说像他这种情况可以试着申请一下低保,虽然钱不多,但好歹有个基本保障。永强把这话跟妻子说了,妻子说那去试试。
第一次去社区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给了他一张清单,上面列着需要准备的材料:身份证、户口本、收入证明、无房证明、释放证明书。永强回家把能找的都找出来了,唯独收入证明开不出来——他现在干的活都是临时的,老板连个正经的公司都没有,更别说盖章开证明了。他去跟工头说能不能给写个条证明他在干活,工头说不用那么麻烦,让社区来问我。第二次去窗口他把工头的电话号码递过去,工作人员说不行,必须有正规的收入证明或者失业登记证。
永强有点泄气了。第三次去是妻子陪着的。妻子把永强的情况跟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了一遍,说他在里面待了好几年刚出来,工作确实不固定,能开的证明都开了,能不能通融一下。工作人员看了看材料说还缺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证明他们在本地居住。妻子说房子是娘家亲戚借给他们住的,没有合同。工作人员说那让房主写个居住证明也行。
前前后后跑了四趟,材料终于补齐了。低保批下来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但永强把它看得很重。他对妻子说,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作为这个城市居民应得的保障。对于刚出来的人来说,办成一件跟政府打交道的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件事本身。他需要确认自己还能被制度接纳。家属陪着他一趟一趟跑的过程,也让他知道在制度的门槛前面他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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