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面试第一份工作，填到“有无犯罪记录”那一栏，笔悬在半空好久

玉龙

毕姐的丈夫出狱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仓库管理员。

毕姐提前帮他准备好了简历，把技能培训的证书复印了好几份，还专门去了一趟人社局问招聘信息。岗位信息上写的是“学历不限、经验不限、年龄放宽到五十岁”，毕姐觉得各项条件都符合，应该问题不大。

面试那天毕姐陪着丈夫一起去。到了公司之后前台给了一张应聘登记表让填。丈夫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表搁在膝盖上，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姓名、年龄、学历、工作经历，都填得很快。填到中间的时候，他的笔忽然停住了。

毕姐坐在旁边侧头一看——表上印着一行字：有无犯罪记录。后面两个方框，一个“有”，一个“无”。丈夫的笔悬在那两个小方框上方，一动不动。等了好久，他把笔帽拔下来套回圆珠笔尾巴上，然后又摘下来，反复了好几次。终于他偏过头压低声音问毕姐：这个要不要说实话。毕姐说你说呢。他沉默了一下，在“有”那个方框里划了一个勾。

表递上去之后面试官翻了一下，看到那一栏的时候停了一秒，然后继续往后面翻，问了些基本问题就让回去等通知。等了几天没有电话来，毕姐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说岗位已经招满了。毕姐心里清楚，不是招满了，是那张表上那个勾把人拦在了门外。

“他那几天情绪很差，不吃早饭也不说话，一个人在阳台上站很久。”毕姐说，她丈夫在里面待了五年，五年里他学会了电焊，拿到了技能证书，表现也好，积分攒得够，减了两次刑。他以为自己出来之后手里有技术、身上有力气，找份工作养家糊口不是问题。但那一张表上的一个勾，让他发现光有技术还不够——他身上还背着一个标签，那个标签不是刑期满了就能摘掉的。

后来丈夫又去面试了好几份工作——快递分拣员、保安、搬运工。每一次填表都有那一栏，每一次勾完“有”之后就没了下文。有一家工厂的人事直接跟他说，你人看着挺踏实的，但是我们这边规定不收有案底的。他回来之后把那张表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坐在床边一句话不说。毕姐把纸团捡起来展开，看到上面那个“有”字被圆珠笔画了好几道圈，像是在用力划掉什么东西。

那段时间毕姐的丈夫一度想放弃。他说要不我去工地打零工吧，工地不问这些。毕姐说你年纪不小了，工地的活你干不了几年。丈夫说能干几年算几年，反正也没人要。毕姐说我要你，家里要你，你再试一次。

毕姐后来去司法局问了一下安置帮教的政策。工作人员告诉她，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进刑释人员就业帮扶，司法所可以帮忙对接招聘信息，人社局的就业服务中心也有专门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岗位推荐。有些地方还在探索将“无犯罪记录”从一些非特殊岗位的招聘条件中逐步放宽。工作人员建议她丈夫去司法所登记就业需求，参加人社局组织的技能培训和招聘会。

毕姐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丈夫说有用吗。毕姐说你去试试，试了没用再说。丈夫跟着毕姐去了一趟司法所，工作人员很热情，把他登记进了就业帮扶名单，推荐他参加了一次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的专场招聘会。招聘会上有一家机械加工企业在招焊工，面试的时候对方看了他的技能证书，让他现场试焊了一段，焊完之后面试官点了点头，说手艺不错，什么时候能上岗。

丈夫后来在那家工厂干了两年多，从焊工做到了班组组长，手下带了好几个徒弟。有一次他回家跟毕姐说，今天面试新员工，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填表填到“有无犯罪记录”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他说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不是因为想起了我自己，是我想起了你给我说的那句“你要我，家里要你，你再试一次”。然后他在那个人的表上“有”那一栏旁边签了自己的名字，说这是我推荐的，先试试看。

毕姐说，那一刻她觉得，丈夫不止是找到了工作，是找到了自己的脊梁骨。

家属们，刑释人员就业难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已久的问题。法律对于就业歧视有明确规定——《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用人单位不得实施就业歧视。但不可否认，犯罪记录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我不回避这个现实，也不想跟你说“只要努力就一定行”，我想说的是：他可能要多投几份简历、多碰几次壁，但每一次碰壁之后他不是无路可走。去找司法所，去找人社局的就业服务中心，去参加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的专场招聘会，去参加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些渠道是真实存在的，是有国家政策在支撑的。你帮他多走几步，帮他找到一个愿意用他的技术而不是盯着他过去看的老板。那个老板可能不完美，但一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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