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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姐的丈夫出狱后在一家汽修厂当学徒。老板姓林,是阮姐娘家那边的人,按辈分管她叫姐。说是汽修厂,其实就是城郊路边一个铁皮棚子搭起来的修车铺,门口堆着废旧轮胎和机油桶,招牌上的字被太阳晒得褪了色。林老板自己就是从学徒干起来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机油,手上的茧子厚得能捏住刚从发动机里拆出来的滚烫螺丝。
丈夫刚出来那阵子什么都生疏了。他在里面待了好几年,修车的技术早就生锈了,年纪又大,在一帮二十出头的小徒弟中间显得格格不入。别人学拆轮胎看一眼就会,他得拆两遍三遍;年轻人用举升机三下两下把车顶起来,他还在旁边问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那些小徒弟私下里叫他“老师傅”,不是尊敬,是觉得他老。有一次他拆一个刹车片拆错了方向,旁边一个年轻人不耐烦地说你放着我来吧,他默默把扳手放下往后退了一步。林老板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年轻人支开,然后蹲下去把刹车片拆下来重新装上,一边装一边跟他讲怎么分左右。没有当着别人面教,是在大家都下班走了之后才教的。
林老板一直没催过他,也没在别人面前说过他一句重话。每个月发工资,准时打到卡上,跟他手下的其他工人一模一样。有一回阮姐去厂里给丈夫送饭,林老板在院子里修车,脸上的机油抹得一道一道的。她犹豫了一下走过去,说兄弟,谢谢你不嫌弃他。林老板把手套摘下来,抹了把脸上的机油,说了一句话——“姐,谁还没个过去。我以前也差点进去,是当时有人拉了我一把。现在我能拉别人一把,应该的。”他说完就把手套重新戴上继续拧螺丝了,好像那句重如千钧的话不过是聊天时说了一句天气不错。
阮姐说她不记得自己当时回了什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她站在那个满是机油味的铁皮棚子旁边,看着林老板弯腰修车的背影,觉得自己这辈子欠了这个人的,但人家根本没觉得她欠了什么。后来她丈夫跟她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林老板的客户急用一辆车,需要连夜赶到外地去提一个配件,来回好几百公里,天气预报说夜里有可能下暴雨。厂里的人都不太想去,丈夫主动说我去。那天晚上果然下了暴雨,雨大得在高速路上只能看到前面十米的尾灯。他一个人开着面包车来回整整一夜,路上积水漫过了半个轮子,车子差点在水里熄火。天亮的时候他浑身湿透地回到厂里,把配件放在林老板桌子上。林老板说你这是不要命了。丈夫说你不是信得过我吗,信得过我我就把事办好。
阮姐说他俩从那以后不像是老板和工人,像是兄弟。丈夫在这家修理厂干了三年多,别的地方开更高的工资他也没走。林老板后来扩大店面把铁皮棚子换成了正式的厂房,开业那天丈夫帮着搬了一整天东西,晚上请大家吃饭时林老板举起酒杯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这杯敬我兄弟,他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帮他,是他自己争气。阮姐的丈夫端着酒杯站起来,什么也没说,仰头一口喝干了。
家属们,刑释人员重新进入社会后,可能会遇到一些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的人——可能是老板、同事、邻居,也可能是社区工作人员。这份信任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不是因为你帮过他就一笔勾销了你所有的难处,而是你让他知道还有人愿意把他当一个人来信任。他也许嘴上不说,但心里会一笔一笔记着谁接纳了他、谁在他最难的时候没有绕道走。你不需要替他感恩,只需要让他知道:那些给过你机会的人,你以后也给别人机会,把这份东西传递下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他已经被拒绝了很多次,那些愿意点头的人在他心里的分量比任何感激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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