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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兰的儿子因贩毒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儿子入狱那年刚满二十岁,是赵秀兰一手拉扯大的独子。丈夫早年病逝,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出事那天,她觉得天塌了。
儿子入狱后的第一个月,赵秀兰开始出现严重的睡眠障碍。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反复播放儿子被抓那天的画面。她不敢关灯,不敢闭眼,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钟还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她的食欲也急剧下降,一碗面条吃三四根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她的体重从一百三十斤掉到了九十斤,邻居见了她都不敢认。
一个自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女人通过家属群添加了赵秀兰的微信。她的微信头像是一朵莲花,朋友圈里全是心理学的书籍封面、培训证书的照片、以及各种“客户好评”的截图。她告诉赵秀兰,自己是专门做服刑人员家属心理援助的,已经帮助过几百个像她这样的人。“你这个情况我见多了,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可能发展成抑郁症,甚至会有自伤行为。”赵秀兰被吓住了,问怎么办。对方说可以上门服务,一对一心理疏导,一小时收费八百元。
八百元,对于每月只有两千多元退休金的赵秀兰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对方说了一句让她无法拒绝的话:“你想想,你儿子在里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要是垮了,他在里面还怎么好好改造?”赵秀兰咬了咬牙,答应了。
第一次上门,对方提着一个印着“心理咨询”字样的手提袋,穿着职业装,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确实很专业。她在赵秀兰家的客厅里坐了一个小时,主要做的是“倾听”——让赵秀兰讲她儿子的事情,讲她的担忧,讲她的失眠。赵秀兰讲到伤心处哭了起来,对方递过来纸巾,用温柔的语气说“你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一个小时结束,赵秀兰转账八百元。
此后,对方每周来一次。每次的流程都差不多——赵秀兰说话、哭泣、对方递纸巾。偶尔对方会教她做几个深呼吸动作,或者让她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情绪关键词。赵秀兰觉得似乎有一些帮助,但说不上来到底帮助在哪里。她只是觉得“有人听我说话”,心里没有那么堵了。
两个月过去了,赵秀兰累计支付了六千四百元。她的女儿从外地回来看她,发现母亲瘦得不成样子,存折上的钱也少了。女儿追问之下,赵秀兰才说出了心理疏导的事。女儿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那个“心理咨询师”的名字,发现她的所谓“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是一个连官方网站上都查不到的培训机构发的。这种证书在业内被称为“野鸡证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女儿带着赵秀兰去了社区的精神卫生服务中心。中心的工作人员听完情况后告诉她:社区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不需要花一分钱。服刑人员家属属于重点关怀群体,社区有专门的社工对接。工作人员当场为赵秀兰登记了信息,安排了一位真正的心理咨询师与她对接,全部免费。
赵秀兰的女儿试图联系那个上门服务的女人,要求退还部分费用。对方的电话已经停机,微信显示“对方已被封号”。赵秀兰坐在社区服务中心的椅子上,眼泪掉了下来。她哭的不是那六千四百元,而是觉得自己太傻了——明明有免费的渠道,她偏偏信了那个在网上主动找上门来的人。
对于正在经历心理困扰的服刑人员家属,最有效的求助路径不是通过网络寻找“私人咨询师”,而是前往社区、街道、或者当地精神卫生中心。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专业的、有保障的。任何以上门服务为名、在未签订正式服务合同的情况下收取高额费用的所谓“咨询师”,都值得高度怀疑。心理疏导不是不可以收费,但应当在正式的工作场所、签订正规合同、开具正规发票,而不是在微信上转账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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