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帮你办理保外就医”，五十万保证金打了水漂

玉龙

孙建国的父亲孙德茂今年七十一岁，因贪污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刑四年。孙德茂年轻时身体就不太好，入狱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心脏也装了支架，每个月要去监狱医院开好几种药。孙建国每次去会见，看到父亲花白的头发越来越稀疏、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他知道父亲的时日可能不多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父亲在活着的时候走出监狱，哪怕只是回到家里住几天。

保外就医，是孙建国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他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咨询过律师，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保外就医的审批非常严格，需要服刑人员患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出具的严重疾病证明，而且这个疾病必须达到“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有生命危险”的程度。孙建国的父亲虽然多病，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律师说，希望不大。

孙建国不甘心。他在一个服刑人员家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询问有没有人知道办理保外就医的“门路”。没过多久，一个网名叫“老陈”的人私聊了他。老陈的头像是一张穿着西装的照片，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功人士。老陈说，自己做过多年司法系统的“中介”，和省监狱管理局的几位领导都很熟，已经帮好几个人办成过保外就医。

老陈说：“你父亲这个情况，虽然还差一点，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关键是要把病历做漂亮一点，让鉴定医生在报告上多写几句。这些事情需要从上往下打点，从省监狱管理局到监狱，再到医院鉴定科，一条线都要走到。”老陈开价五十万，说这是“保证金”，办不成全额退款。孙建国问能不能少一点，老陈说：“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别人我都收八十万。你父亲的案子难度大，要打点的部门多，五十万是最低价。”

五十万，对于孙建国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他在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月薪不到六千，妻子在超市做收银员，月薪三千多。两个人省吃俭用了好几年，才攒下二十多万。他又找亲戚借了十万，把家里那辆开了八年的车卖了五万，又把父母的养老金取了出来，凑了将近五十万。他把这笔钱转给了老陈。

老陈收了钱之后，让孙建国把父亲的病历、判决书、服刑证明等材料发过去，说“我帮你先做一份评估报告”。孙建国照做了。一个月后，老陈说：“省局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现在需要监狱这边出一个报告，我正在协调，你再等等。”两个月后，老陈说：“医院鉴定科的医生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写鉴定报告。但是这个医生要收两万的好处费，你看能不能先垫一下？”孙建国说他已经没钱了，老陈说：“那你自己想办法，反正就两万，没有这个鉴定报告，后面的事办不了。”

孙建国又咬牙跟同事借了两万，转给了老陈。又过了一个月，老陈说：“报告已经出来了，但是监狱这边说名额紧张，今年就两个保外名额，已经被人占了。要不你再等等，明年第一个名额给你。”孙建国问能不能退钱，老陈说：“钱已经花出去了，打点都打点了，怎么退？你等明年吧。”

一年过去了，孙建国的父亲没有等到保外就医。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双腿开始浮肿，走路需要人扶。孙建国再次联系老陈，老陈的电话已经停机了。他去老陈曾经提到过的“办公地点”寻找，发现那是一栋空置的写字楼，门口贴着“此房出租”的告示。他又去省监狱管理局打听，工作人员告诉他：保外就医的审批流程极其严格，所有的鉴定、审批、公示都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全程接受检察机关监督，不存在任何“花钱打点”的空间。省监狱管理局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认识一个叫“老陈”的人。孙建国手里的五十多万，已经追不回来了。

保外就医是一项严肃的法定程序，其适用条件、鉴定标准和审批流程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监狱会委托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对服刑人员进行全面检查，医院出具的报告直接提交给监狱和检察院，不存在任何个人可以“修改”的余地。审批结果会在监狱内公示，接受全体服刑人员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任何声称可以“帮忙办理保外就医”并以此为由收取高额费用的人，都是在利用家属对亲人的担忧实施诈骗。家属如果认为亲人确实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应当通过监狱正规渠道提出申请，由监狱依法启动鉴定程序。那些说“我有关系”“我认识领导”“我可以帮你打点”的人，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帮你的亲人，而是帮他们自己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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