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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莲的儿子小凯因盗窃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小凯从小喜欢听歌,入狱前每次过生日,周玉莲都会给他买一个小蛋糕,母子俩一起唱生日歌。小凯入狱后的第一个生日快到了,周玉莲想,儿子在监狱里,吃不到蛋糕,也点不了蜡烛,但她至少可以让儿子听到一首歌——一首她为儿子点的歌。她在网上搜索“监狱点歌”,跳出来一个网站,名叫“狱内点歌台”。网站做得像模像样,有歌曲列表、有点歌记录、还有家属的留言评论。网站上说,他们与全国多家监狱的广播站有合作,家属可以点歌,由广播站在服刑人员生日当天播出。一首歌一百元,可以加送祝福语。
周玉莲心里算了一下,儿子生日那天,她可以点十首歌,每隔一小时播一首,让儿子从早到晚都能听到母亲的祝福。她花了一千元,选了十首歌,还写了一长段祝福语:“小凯,妈妈祝你生日快乐,你在里面要好好的,妈妈等你回来。”对方说“已经安排好了,生日当天全天播放”。周玉莲从那天起就开始期待,她想象着儿子在广播里听到祝福时的样子——会笑吗?会哭吗?会不会觉得妈妈真好?她甚至提前想好了下次通话时要跟儿子说的话:“儿子,生日那天听到妈妈的祝福了吗?”
儿子生日当天,周玉莲从早上六点就开始等。她守在电话旁,想着儿子可能会忍不住打一个“非通话日”的电话来感谢她。上午过去了,没有电话;下午过去了,还是没有。她安慰自己说,可能监狱规定只有通话日才能打电话。第二天是通话日,电话一响她就接了起来。
“妈,”儿子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昨天过生日了。”
周玉莲急切地问:“儿子,听到妈妈给你点的歌了吗?十首歌,还写了祝福语。好听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儿子说:“妈,什么歌?昨天广播播的是天气预报和新闻,还有几首老歌,但都是管教选的,没有你点的。你是不是又被人骗了?”
周玉莲的手开始发抖。她把自己点歌的事告诉了儿子。儿子在电话那头长叹了一口气:“妈,监狱的广播站是管教管的,广播里播什么,是监狱统一安排的。外面的人怎么可能随便点歌?你那个‘狱内点歌台’,肯定是骗子做的网站。你花了多少钱?”
“一千块。”
儿子没有再说话。过了很久,他才说了一句:“妈,你可以用这一千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你三年没买新衣服了。你为什么总是把钱送给骗子?”
周玉莲挂了电话,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盯着墙上儿子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凯才十八岁,穿着校服,笑得很灿烂。她多希望能回到那个时候。她不是不想给自己买新衣服,她是不敢。她要把每一分钱都攒着,等儿子出来的时候给他。可她攒的钱,一次次地进了骗子的口袋。她恨骗子,但她更恨自己——为什么每次都觉得“这一次是真的”?为什么每次都不先去核实一下?
几天后,她托人打听了一下,监狱的广播站确实没有“家属点歌”这个栏目。广播内容由监狱教育科统一安排,内容是政策宣传、心理健康教育、时政新闻、天气预报,偶尔会播一些音乐,但都是管教选的,不接受外部点播。那个“狱内点歌台”,是一个个人注册的网站,服务器在境外。他们收了钱之后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家属根本无法验证“有没有播出”。你说播了,家属也听不到。而家属只能等服刑人员打电话来确认。等确认的时候,钱早就被转走了。
一封手写的信,成本只有一张邮票、一张信纸。你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你自己的声音,不需要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点歌台”来传递。那封信可能会晚几天到,但它一定会到。它不是“可能播放”的广播,而是他手里实实在在可以反复阅读的你的字迹。不要用一千元去买一个“可能播了也可能没播”的声音,用几块钱去买一个“一定可以送到”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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