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1月15日，一份编号为“皖狱刑暂字〔2025〕81号”的决定书下达了。 它关乎一个名叫李士国的男人。他今年，正好60岁。 从2016年11月17日失去自由算起，到这份决定书签发的日子，他在高墙内已经度过了整整九年。他的刑期原本还要继续，一直延伸到2029年11月16日。 但现在，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 因为决定书上，有三个沉重的字：“告病危”。
一、一个漫长的“欺诈”故事李士国是谁？ 根据决定书，他1965年生，安徽六安人。他犯的事，听起来是“聪明人”的罪：合同诈骗、伪造公司印章。 他的法律之路有点波折： 这意味着，他骗取的金额，或者造成的损失，被认定是巨大的。21万的罚金，像是一个冰冷的注脚。 从2016年11月被羁押开始，他的人生就被规划好了：在监狱里，服完漫长的十三年，直到2029年的冬天。那时，他将是一个64岁的老人。 九年过去了，他本应走过大半路程。但疾病，一种被医学和法律共同判定为“危重”的疾病，蛮横地打断了这个进程。
二、“告病危”：比“严重疾病”更重的三个字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公示里，常见的表述是“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第X条”。那已经代表病情严重。 但李士国的决定书里，写的是更直白、更紧迫的：“告病危”。 这三个字，通常是医生对家属下的最后通牒。它意味着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随时可能走向终点。它不再是“需要治疗”，而是“需要抢救”。 监狱是什么地方？它的首要功能是监管和改造，它的医疗资源是为日常和一般急症准备的。当面对一个被“告病危”的生命时，这套系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于是，法律启动了最后的应急程序：暂予监外执行。 这不再是单纯的“保外就医”，这是在和死神抢时间。程序的核心目的变得无比简单：让他能在一个具备抢救条件的环境里，面对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口。
三、从安徽到湖北：一场特殊的“出监安置”决定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略：他的原居住地在安徽六安，但拟出监后居住地，是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一个安徽籍的罪犯，病危后被批准监外执行，为什么要去到另一个省份？ 最可能的推测是：那里有能接收他、并且可能具备更好医疗条件的亲属。 这引出了一个更悲凉的问题：当一个人身陷囹圄近十年，又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时，那个最终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往往不是故乡，而是某位至亲漂泊落脚的异乡。 这趟从阜阳监狱到武汉的“旅程”，或许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迁徙”。不是为了生计，不是为了发展，仅仅是为了能在一个有亲人签字、有医院接收的地方，走完或许已为数不多的日子。 法律在此刻，不仅批准他“出去”，还不得不默许并记录下这场充满无奈与仓促的“投奔”。
四、罚金21万，与“免费”的抢救决定书没有撤销那21万元的罚金。它依然像一个沉重的债务，挂在他的名字后面。 但一个“告病危”的人，一个需要持续抢救和医疗支持的人，还可能去偿还这笔钱吗？ 这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却无人能解答的对比：
一方面，国家动用司法和医疗资源，依据人道主义原则，去抢救一个病危的罪犯生命。
另一方面，国家法律判处的、代表惩罚与补偿的经济处罚，在此刻的现实面前，已然悬空。 刑罚的严厉，与人道救援的紧迫，在这里狭路相逢，却无法彼此让步。 它们只是被并列地写在纸上，留给现实一个无解的沉默。
五、尾声：当刑期尽头，是生命的尽头李士国，60岁。 他人生的后半程，被“合同诈骗”四个字钉在了耻辱柱上，并被判处十三年的自由来偿还。
当他用九年时间，默默履行这份惩罚时，病魔给了他更重的一击。 现在，法律给了他一个复杂的“自由”：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暂停。 对法律而言，它坚持了程序，守住了“生命权优先”的底线。
对李士国而言，他得到的不是解脱，而是一场转移到更空旷处的、与死亡面对面的残酷考试。 我们作为旁观者，或许能从这冰冷的公文里，读到一丝最深的寒意：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其代价的支付方式，可能远超判决书上的刑期数字。 它可能最终呈现为，在异乡的病床上，在生命最后的模糊意识里，独自吞咽下这一切：罪孽、惩罚、病痛，与孤独。 这，或许就是最沉重的“罚金”。
| 
豫公安局备案 41082102410939号 
发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