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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四十六岁,女性,四年,合同诈骗,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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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达人

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她又出现在公示栏里。白纸黑字,安静地躺着。

张婷。1979年7月生。今年,46岁。
罪名:合同诈骗。
刑期:四年。从2023年8月31日,到2027年7月24日。
事由:保外就医。符合《范围》第十四条。


一个女人的半生,被压缩成三行字。出生年月,罪名,刑期。

我盯着“1979.7.21”这个数字,算了算。2023年入监时,她44岁。出来时,本该48岁。四年,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孩子可能正从中学迈向大学,她不在场。
意味着父母在老去,病痛增多,她无法搀扶。
意味着婚姻,可能已经在这份判决书下来前,就碎了一地。

而现在,一张“保外就医”的申请,试图在这条已经划定的、坚硬的刑期轨道上,撬开一道缝。


一、她在哪里服刑?一个有点特别的地方

“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庐州女子监狱)”。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它像一种重叠——既是管束犯错少年的地方,也容纳成年的她。

我忍不住想,一个46岁的,因合同诈骗入狱的女人,每天看着那些十几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却已穿上囚服的少年犯,是什么心情?

她会想起自己这个年纪时的样子吗?会想起自己可能也有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吗?还是说,在统一的囚服、作息和纪律之下,年龄的差异,早就被磨平了?

高墙之内,时间的感觉是钝的,又是锋利的。钝在日复一日的重复里,利在每一个算着日子、惦记着墙外亲人的深夜。


二、合同诈骗:一种“文明”的掠夺?

她的罪名,“合同诈骗”。

不像杀人放火那样鲜血淋漓,也不像抢劫盗窃那样直接粗暴。它发生在会议室、酒桌上,发生在签字的笔尖和盖章的清脆响动里。

它掠夺的,可能是另一个家庭攒了半辈子的创业本钱,可能是一个公司发工资的救命款,可能是无数人基于“白纸黑字”和“口头承诺”建立起来的信任。

这种罪,伤的不是身体,是社会的“信用”本身。它让所有正常的生意都变得更难,让每个人的笑脸背后都可能多一层提防。

所以,判四年,没人会说重。

可法律在惩罚这种“文明的掠夺”时,却碰到了一个最不文明、最原始的敌人——疾病。


三、又是“第十四条”:那个无形的病魔判官

《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第十四条。

又是它。这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着的医学条款。它不理会你是男是女,是金融诈骗还是街头斗殴。它只冷冷地审视你的体检报告,你的CT片子,你血液里的指标。

“符合第十四条”。

这五个字,背后是一整套严苛的医学鉴定程序。它意味着,张婷的身体里,有某个或多个器官,正在经历法律和医学共同认定的“严重故障”。

可能是心脏再也承受不了监狱规律的、但充满隐性压力的生活。
可能是精神系统出现了监狱环境无法处理、也无力安抚的崩溃。
总之,监狱这架以“规训”为第一要义的机器,在“治病”尤其是治重病这件事上,已经“超纲”了。

于是,程序启动。不是为了释放,而是为了 “转移战场” ——从惩罚犯罪的监狱,转移到对抗病魔的医院。

法律在这时,完成了一次略显冰冷的角色切换:从审判官,变成了一个权衡生死的“急诊医生”。


四、一个女人的“保外”:不止是治病那么简单

假设公示通过,张婷暂时离开了那座“未成年犯管教所”。

等待她的,是什么?

首先,是身体的战争。与第十四条所代表的那个病魔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能比服刑更耗人,更令人绝望。

接着,是家庭的残局。四年刑期,足以让一个家庭的结构彻底改变。丈夫(如果还有)的疏离或离去,孩子的成长缺席,父母的担忧病痛……她带着一身病痛回来,要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港湾,而是一片需要她拖着病体去收拾的废墟。

还有,是社会的打量。“那个诈骗犯女人,保外就医出来了。”邻居的私语,熟人的躲避,找工作时对方瞥见她简历上“空白期”时的微妙表情。社会的刑期,往往比法律的刑期更长,且无药可医。

更现实的是经济的压力。治病要钱,生活要钱,可能还有罚金要偿还。一个46岁、有犯罪记录、身患重病的女人,靠什么支撑这一切?

你看,保外就医,像一张允许她暂时登陆的“船票”。
但上岸后发现,脚下的土地,可能比海上的风浪更让人站立不稳。


尾声:在罪与罚之后,病与痛之间

张婷,46岁。

她犯了错,法律给了她四年时间去偿还。
她的身体却在这时亮了红灯,法律又给了她一个机会先去救命。

这看起来很矛盾,甚至会让一些受害者觉得不公:“凭什么?”

但法律的底层逻辑,或许正在于此:它试图在“惩罪”与“救命”之间,划出一条虽然模糊、但必须存在的界线。 它承认,在“坏人”这个标签之下,首先是一个“病人”,一个“生命”。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唾弃她的罪行,谴责她造成的伤害。这是她必须永远背负的。

但当我们看到“保外就医”这四个字时,或许也可以稍微停顿一下,看到一个更复杂的图景:一个中年女人,在人生的中途,同时背负着 “罪人”的标签和 “病人”的躯体,在法律与社会、惩罚与人道的夹缝中,艰难喘息。

这不是原谅,这是一种更复杂的看见。

看见之后,是继续唾弃,还是生出一丝基于人本身的、微弱的叹息?

答案,不在法条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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