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基建科”称能“安排家属进监区干活”，骗走500元

玉龙

刘大姐今年四十七岁，丈夫早年病故，独自一人拉扯儿子长大。儿子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在县城一家修车铺当学徒，后来跟人打架，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入狱后，刘大姐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房租和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存到儿子的亲情账户里。她在县城一家面馆后厨洗碗，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家，一个月挣两千八百块钱。她的手泡在洗洁精水里，关节常年红肿，冬天裂开口子，创可贴就没断过。但这些她从不对儿子提起，每次探视都说“家里都好，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刘大姐没读过几年书，对监狱的管理制度更是一无所知。她的世界很简单：儿子在里面受苦，她在外面挣钱存进去，等儿子出来。每次探视她隔着玻璃反复问“吃得怎么样”“累不累”“有没有人欺负你”，儿子每次都回答“还行”。但刘大姐心里不踏实。她觉得儿子在硬撑，跟她一样在硬撑。

2026年3月，刘大姐又一次去探视。那天降温，北风贴着地面吹，她坐在颠簸的长途汽车上，两只冻裂的手揣在袖子里。车停在监狱门口的时候，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男人，头发有些乱，脸被风吹得发红。男人等她走近了，压着嗓子叫住了她。

“大姐，你是来探视的吧？我是监狱基建科的人，姓赵。监狱最近维修监舍，需要临时工搬水泥、运砖石，一天两百块，中午管一顿饭。你要是愿意来，能挣点钱，还能在干活的时候看见你儿子——他们放风的时候会从工地边上经过。”刘大姐的脚步停住了。

一天两百块，是她平时洗碗三天的收入。如果干一个月，能挣六千块，比她在面馆多出一倍不止。更重要的是“能看见你儿子”这几个字。她每个月只能隔着玻璃跟儿子说半小时话，每次都嫌时间太短。她从来没想过还能在别的地方见到他。她问：“真的能看见？”赵师傅说：“能，放风的时候他们排着队从工地旁边过，你抬头就能看见。”

刘大姐站着没动，也没有说话，她只是攥着手里那个装杂物的塑料袋，指节发白。赵师傅又开口了：“不过这个活不对外公开招，是我个人的关系才能带你进去。你要是想来，先交五百块报名费和服装押金，我给你登记上。”刘大姐低头翻了翻随身带的手提袋，里面有这个月的生活费，本打算回去交房租的。但她还是把那几张纸币抽出来，递了过去。

赵师傅接过钱，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了一个号码。“下周一早上八点，你到监狱后面的侧门找我，我带你进去。别跟别人说。”刘大姐把纸条叠好，放在裤子口袋最深处。

周一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透，刘大姐就起来了。她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坐了头班车赶到监狱。侧门旁边是一堵灰色的墙，墙上拉着铁丝网。她在墙根下从八点等到十点，又从十点等到中午。她拨了纸条上的号码。第一次没人接，第二次响了两声就断了，第三次提示关机。她把那张纸条揉成一团，又展开，又揉成一团。那天风很冷，她的眼睛被吹得发红，但流不出泪。她最后也没有进那扇侧门。

下午她去了监狱正门的接待室。值班民警听完她的描述，告诉她监狱的所有基建维修都通过正规招标流程，施工方从劳务公司统一招人，所有进入监区的施工人员必须提前备案、通过身份审核和安全检查，不可能有人在门口随机招人。民警还说，类似的骗局已经在监狱门口发生过多次，有人专门盯着家属下手。刘大姐坐在接待室的椅子上，很久没有站起来。她像是一下子被抽走了什么东西，说不清是钱、力气，还是某种一直以来撑着她在面馆洗碗的东西。

她没有告诉儿子这件事。后来儿子打来电话问“妈你怎么这个月没来”，她说“面馆忙，走不开”。她没有说那五百块钱的事，她甚至没有生气。她只是觉得愧疚——她连儿子都见不着了，还被人骗了钱，好像自己连“好好等儿子”这件事都没做好。她坐在出租屋的床边，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上那些常年沾着洗洁精的裂口，和手里的纸一样皱。

五百块钱，在刘大姐的生活里，是水电费加半个月的菜钱。但她在意的不是钱。她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扇侧门，也没再提这件事。儿子出狱那天，她去车站接人。儿子说她瘦了，她摇头说没有。她站在出站口外面的台阶上，拎着给儿子买的一件新外套——五十块钱，她在夜市地摊上挑了很久才买的。五百块钱能买十件这样的外套，但她没有那样想。她站在那里的唯一念头是：人出来了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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