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岁，三年刑期，与一张“保外就医”的公示单

微爱帮管理员

我又看到了那份熟悉的、白底黑字的公示。

这回，是三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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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六旬老人，与一个“不年轻”的中年人

第一个名字：季正栋。1959年6月生。掐指一算，66岁了。
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刑期：三年。
事由：保外就医。符合《范围》第十四条。

第二个名字：龚太民。1957年1月生。68岁了。
罪名：一模一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刑期：也是三年。
事由：保外就医。也符合《范围》第十四条。

第三个名字：陈国顶。1967年8月生。58岁，算“中年”，但也不年轻了。
罪名有点长：生产假药、虚开发票、危险驾驶。
刑期：十一年。
事由：保外就医。同样，符合第十四条。

三个人，两样罪名，三种人生。却挤进了同一份文件，因为同一个理由——身体，垮了。

那个《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的第十四条，像个冰冷的医学判官。它不关心你骗了多少人，卖了什么药，它只关心你的心脏、你的肝、你的脑子，还能不能撑得住监狱的四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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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听起来很短。但在68岁的身体里呢？

“才三年，忍忍不就出来了？”

这话，可能对着二三十岁的人说，还有点底气。但对着一个六十八岁，身体已经亮起红灯，甚至符合“严重疾病范围”的老人说，就有点……太想当然了。

三年，对年轻人来说，是一场煎熬的“长跑”。对一个重病的老人来说，可能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酷刑”，甚至是一张直通死亡的通知单。

监狱是什么地方？是规训，是惩罚，是失去自由。它从来不是，也设计不成一个养老院或者临终关怀医院。

当监狱的医疗条件，已经无法处理一个老人（或病人）身上那些复杂、危急的病症时，法律面前就摆着一个最朴素的选择：

是让他在高墙内，为过去的错误“自然死亡”？还是让他出去，先对付眼前的“死亡”，再说惩罚的事？

保外就医，选的是后者。这不是慈悲，这更像是 “没办法的办法” ——总不能真让监狱变成坟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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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吸”与“假药”：那些被掏空的，和被伤害的

看着季正栋和龚太民的罪名，我心里有点堵。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八个字，背后可能是几百个家庭被掏空的积蓄，是老人失去的养老钱，是孩子被耽误的学费。这种罪，伤的是信任，是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血汗。

我能想象，那些受害者看到这份公示时的愤怒：“他骗了我们钱，现在病了就能出去？凭什么！”

这种感觉，太正当了。如果我是受害者，我可能骂得更凶。

而陈国顶的“生产假药”，更直接——它伤的是命。是可能耽误的治疗，是可能恶化的病情。

他们的罪，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很多人。社会对他们的怒火和鄙夷，是他们犯罪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得受着。

但是——
但是法律的逻辑，有时候不得不把人“拆开”看。

看他的“罪行”，该判三年、十一年。
也看他的“身体”，是不是到了濒临崩溃的医学临界点。

惩罚罪行的部分，用刑期来兑现。
抢救生命的部分，用保外就医来应对。

这两件事，在冰冷的法律程序里，被强行分开了。虽然在我们有温度的情感里，它们死死地拧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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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出监狱医院，然后呢？三个男人的“病后”人生

假设公示通过，他们仨，先后走出了那道门。

外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对于季正栋和龚太民，两个快七十的“非吸”犯：

• 社会的怒火远未平息。他们骗过的人，不会原谅。社区里的人，会指指点点。

• 沉重的经济负担。罚金、退赔，可能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生病要钱，生活也要钱。

• 晚景的孤独与疾病。这个年纪，本该含饴弄孙，他们却在病痛和污名中挣扎。儿子女儿来看他，心情得有多复杂？

  
  

对于陈国顶，这个还有十一年刑期的“假药贩子”：

• 更长的“戴枷”期。他的保外就医，只是刑期的暂停。病稍好点，随时可能回去。这种不确定感，是另一种折磨。

• 更深的道德洼地。生产假药，在普通人心里，比骗钱更“缺德”。他几乎找不到任何道德上的容身之地。

• 家庭的长期撕裂。他的病，成了家庭的中心，也是家庭的疮疤。

  
  

你看，法律给了他们一条生理上的活路。
但社会、经济、道德、亲情……这些层面上的“绝境”，才刚刚开始展现它狰狞的样子。

保外就医，救的是命。
但接下来怎么活？那是比治病更难的，另一场“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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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在惩罚与人道的缝隙里，看见“人”

我写这些，不是为谁开脱。

错了就是错了，该罚。受害者们的恨，是天经地义。

我只是偶尔会想，当法律文书把一个人简化成“罪犯季正栋，66岁，非吸，三年，保外就医”时，我们是不是也无意中，把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简化了？

我们只看见了“骗钱的老人”，没看见“一个正在多重器官衰竭的老人”。
我们只审判了他“过去的恶”，却懒得去想他“当下的痛”，以及他“几乎无望的未来”。

法律在它的框架内，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技术操作：把“将死之人”从刑罚执行的流水线上，暂时搬下来。

而社会，我们所有人，则面临着更复杂的情感与道德操作：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部分代价，却又被病魔击倒，暂时回到我们中间的“老人”？

没有标准答案。

唯一的共识也许是：允许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罪人，在濒死时获得救治——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基础的底线。

至于救治之后，是唾弃，是漠视，还是给出一点点微小的、不至于让我们自己良心不安的空间……

那是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灵魂做出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