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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姐是我见过最能扛的女人之一。
她丈夫因为职务侵占判了三年多,出来的时候身无分文。进去之前家里开了个小五金店,卖些螺丝、电线、水龙头、插线板之类的东西,生意不算大但足够一家人过日子。案发之后店关了,货底子全被清光了抵债,店面也退了租。濮姐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娘家借住了好几年,睡的是娘家的旧沙发,翻个身弹簧硌得腰疼。她靠着给人家做保洁把日子勉强撑了下来,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行在城市的各个小区之间,拖把和水桶绑在后座上,进门低头干活出门低头走人。
丈夫出来那天濮姐带着孩子去接。一家三口挤在回城的公交车上,孩子坐在父亲腿上一路没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管这个瘦了一大圈的人叫什么。孩子印象里的爸爸是照片上那个脸圆圆的笑眯眯的男人,不是眼前这个颧骨突出、头发剪得极短、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的中年人。
最难的是出来之后的头三个月。濮姐的工资一个月不到四千,房租水电刨掉剩不下多少。丈夫刚出来没手艺、没身份证、没银行卡,找工作到处碰壁。有几回他天不亮就出门去劳务市场,蹲了一天没人叫他,天黑了才回来,进门之后脱掉沾满灰的鞋子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的两只手发呆。那段时间家里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面,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几毛钱一包。濮姐每天下班回来路过菜市场买两把卖剩下的青菜,把方便面煮开了搁点菜叶子再卧一个蛋。蛋是奢侈的,隔几天才舍得卧一个。
她丈夫后来跟她说,那几个月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一件事——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站起来。每次快要想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听见濮姐在厨房里煮方便面的声音。不是泡的,是煮的。她每次都把面煮得软软的,汤里搁点盐滴两滴香油。就那几滴香油的味道从厨房飘过来,让他觉得这个家还在,这个女人还在。他不爱吃方便面,但他吃完了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因为那是她在仅有条件下能给他的全部。
后来丈夫找到了一个在建材市场给人送货的活,天天扛瓷砖搬马桶,一箱瓷砖几十斤重压得他走路都往前倾。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每个月能挣点辛苦钱。干了一年多攒了点本钱,又跟亲戚借了一些,在市场角落里重新租了个小摊位。摊位是从别人手里转的,不大,也就能放几排货架,摆些螺丝刀、插排、灯泡、生料带之类的小物件。濮姐下班之后去帮忙看店,她穿着保洁服坐在柜台后面给顾客找零钱,丈夫白天给人送货晚上回来理货盘账,两个人守着一个摊子整整撑了一年多。后来隔壁卖管材的大哥不干了把摊位转给他们,他和濮姐把中间的隔板拆了,摊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店面。
开业那天濮姐站在店门口,看着那块新挂上去的招牌。名字还跟以前那家老店一样,是濮姐当年起的,叫“诚信五金”。她丈夫站在她旁边仰头看着那块招牌,说这名字是你当年起的,我不换。这几个字当年挂上去的时候觉得好听,后来出了事关了店觉得这名字像个笑话,现在重新挂上去他一定要留着。濮姐说她当时没哭,进去给丈夫泡了一碗方便面,说你今天开业大吉吃这个不吉利吧。丈夫接过来吃了一口,说这不是方便面,这是咱们家的起家面。他把汤喝得一滴不剩,然后把碗放下,袖子一撸开始搬货。
家属们,刑释人员回归后最开始的几个月可能是最难熬的——没钱、没工作、没方向,两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为一顿饭发愁,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最苦的日子如果能一起熬过来,后面的路会越走越宽。他在最灰暗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你的埋怨和嫌弃,而是一碗煮得软软的方便面,那他站起来的力气就会比你想的更大。你不需要说太多励志的话,他把那碗面端起来吃完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心里把所有的决心都下了。你把面煮好端到他面前,就是给他最实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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