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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狱那天,妻子来接我。坐在回家的车上,她一直握着我的手,问我里面吃得好不好、有没有受人欺负。我一个问题都没回答,我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一共被骗了多少钱。
妻子愣了几秒,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不是心疼钱,是没想到我出来的第一句话问的是这个。
我在里面的时候就隐隐觉得不对劲。每次会见,妻子都会提到一个叫“周律师”的人。她说周律师很厉害,说在检察院有关系,说只要钱到位了,量刑建议能往下压。她每次提到周律师,语气里都带着一种让我安心的笃定。但我问她周律师全名叫什么、在哪个律所、执业证号是多少,她说不上来。她说人家是大忙人,这些细节她没顾上问。
我让她下次会见的时候把周律师的手机号给我。我让管教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号码。管教查了几天之后跟我说,这个号码的机主根本不姓周,是一个被多次举报的诈骗前科人员。我让妻子去查这个人的底,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我已经给了他十一万了。”
十一万。妻子在外面打两份工,白天在超市收银,晚上去饭店洗碗。她的手上全是裂口,冬天裹着创可贴继续洗碗。她把这些钱一万一万地转给了一个连看守所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人。而我在里面,每个月靠她汇来的生活费精打细算,连一包好点的烟都舍不得买。
出来后我去查了那个“周律师”的所有资料。他根本就没有律师执业证,他发给妻子的那些“法律文书”全是从网上下载的模板,连我案由那栏写的都不对。他唯一做过的事,就是在我妻子最慌乱的时候接了她的电话,用一些她从没听过的法律术语让她觉得他很有本事。然后他就不停地要钱——侦查阶段要打点费,审查起诉阶段要沟通费,法院阶段要量刑建议费。每一个阶段都是新的借口,每一个借口都精准地踩在妻子最害怕的节点上。
妻子在旁边哭着说对不起,说她太笨了。我没有怪她。一个在外面独自撑了几年的女人,面对着完全陌生的法律程序,身边没有一个能商量的人,她不是笨,她是被恐惧捏住了喉咙。骗子要的不是她的智商,是她的恐惧。
家属在外面找律师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律师的执业证号。这个号码在司法局的官网上是公开可查的。正规律师不会在电话里拍着胸脯保证结果,不会让你把钱转到个人账户,更不会在你问执业证号的时候支支吾吾。你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是为你亲人争取合法权益的费用,而不是喂给一个连看守所都没进去过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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