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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里面的时候从来不让家人知道他真实的处境。写信从来报喜不报忧,劳动累就说“还行”,跟人起了摩擦就说“没事”,被扣了分就说“下个月会好”。接见的时候他总是提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拉得平平整整,脸上的表情调到最轻松的那一档。他知道接见时间只有二十来分钟,这二十来分钟是他和家人在那个环境里唯一的交集,他要用这短暂的时间给家人留下一个“我很好”的印象,让他们回去之后能安心过日子。
有一次他感冒了好几天,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接见前一天晚上还在发烧。第二天他硬撑着走到接见室,坐下之前先在走廊里深呼吸了好几下,把脸上的疲态用力抹平。拿起话筒的时候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但嗓子还是哑的,他说是前一天劳动喊口号喊的。老婆在那边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要注意身体。他说没事,我身体好着呢。挂了电话之后他走回监区的路上腿都是软的,但他觉得自己做得对。他不应该让家人看到自己脆弱的样子,他在里面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家人为自己操心。
他以为这套“报喜不报忧”的机制运转得很好。他在里面藏了好几年,把所有的不舒服、不开心、不顺心全部打包压在心底,从来不在信里写,从来不在接见的时候说。他以为家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收拾得干净利落、笑着说“我很好”的自己。出来后有一次他跟母亲聊天,母亲说起当年探监的事。她说你每次都说挺好,但我知道你不好。你瘦了,眼圈发黑,手指头上有伤口结的疤,你一拿起话筒我就看到了。我问你怎么了,你说干活碰了一下。我当时没戳穿你,但回来哭了一路。
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愣住了。他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以为家人看到的是他精心维护的那个“一切都好”的形象。但母亲早就看穿了,老婆早就看穿了。她们隔着玻璃看到了他藏不住的瘦、藏不住的黑眼圈、藏不住的手指上的伤口。他在接见室里表演了好几年的“我很好”,观众席上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是演的。她们没有戳穿他,不是因为被他骗了,是因为她们知道他在里面需要用这种伪装来维持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她们配合着他演这出戏,把心疼和眼泪都留到接见室外面去流。
他后来想通了,家人不需要他完美。他在里面藏着掖着是因为他无力改变任何事,只能选择不传递负面信息让家人少担心一点。但现在他在外面了,他可以不完美,可以累,可以心情不好,可以在家人面前露出真实的疲态。他越是真实,家人越觉得他回来了——不是那个在接见室里强撑着笑脸、隔着一层玻璃的囚犯回来了,是那个会累、会烦、会赖在沙发上不想动、会说“今天工地上太累了让我躺一会儿”的普通人回来了。有一次他干完活回来累得连鞋都没脱就倒在沙发上,老婆走过来说你怎么不脱鞋。他说太累了不想动。老婆帮他把鞋脱了,说累了就睡会儿,饭好了叫你。他闭着眼睛嗯了一声,心里觉得很踏实。以前他在接见室里拼命藏起来的样子,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了。家人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但已经回家的人。
很多出来的兄弟在家人面前会有一种不自觉的表演欲,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已经“完全好了”的人,不想让家人看到你脆弱、迷茫、疲惫的一面。你不需要这样。你的家人不是来检查你改造效果的考核官,他们是等你回家的人。你在里面报喜不报忧是因为你只能那样做,现在你在外面了,你可以累了就说累了,难受就说难受,不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你的疲惫比你的伪装更能证明你回来了——因为你只有在家才敢脱掉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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