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任何需要家属“私下配合”的秘密环节

玉龙

张玉芳的丈夫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北方某监狱。张玉芳独自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儿，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丈夫入狱后，她最担心的就是他在里面受欺负，也一直盼望着丈夫能够减刑提前回来。

某天下午，张玉芳的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是一个本地的座机号码。对方自称是丈夫所在监狱的“副监狱长”，姓孙，语气威严而低沉：“你是张玉芳吗？你丈夫陈某某在我们监狱服刑，对吧？”张玉芳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连忙说是。孙副监狱长说：“你丈夫最近在监内表现不错，我们正在研究他的减刑材料，但遇到了一点问题。”

张玉芳紧张地问什么问题。孙副监狱长说：“你丈夫入狱前有一些民事赔偿没有履行到位，这会影响减刑的审核。现在有一个补救的机会，需要家属配合把赔偿款补上，我们这边可以帮你协调法院出具一个履行证明。”张玉芳说家里没有多少钱。孙副监狱长语气缓和了一些：“不是让你一次性全补上，先交一部分，表示有履行意愿就行。你先转两万到这个账户，这是法院的专项账户，你放心。”

张玉芳把家里的积蓄两万元转了过去。过了三天，孙副监狱长又打来电话，说赔偿款还差一些，法院那边要求再补三万才能出具证明，否则减刑材料会被退回。张玉芳向姐姐借了两万，又向同事借了一万，凑了三万元转了过去。又过了两天，孙副监狱长说证明已经开出来了，但还需要一笔“公示费”和“公告费”共计一万两千元。张玉芳已经借不到钱了，她把自己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典当了，凑了一万两千元。

此后的一周内，孙副监狱长又以“审批手续费”“加急费”“材料邮寄费”等名目，先后五次要求张玉芳转账。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半个月内张玉芳共计转账九次，总额达到十一万三千元。她背负了七万多元的外债，家里的金银首饰全部变卖一空。

最后一次转账后，孙副监狱长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张玉芳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监狱，在监狱政治处核实后得知：该监狱根本没有姓孙的副监狱长；所有涉及减刑的法律程序，均由监狱刑罚执行科按照法定流程办理，不可能由副监狱长个人直接联系家属；民事赔偿的履行情况确实会影响减刑，但监狱不会代替法院收取任何款项，所有的赔偿款都应缴入法院的指定账户，并取得法院出具的正规收据。张玉芳收到的所谓“专项账户”，经公安机关查询，是一个在诈骗案件中被多次使用的个人账户，户主早已被另案处理。

张玉芳在监狱门口跪了半个小时，哭声惊动了路过的民警。后来监狱为她安排了法律援助，但十一万三千元已经流入了诈骗团伙的洗钱网络，追回的希望极其渺茫。她八岁的女儿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放学后都会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老师说，爸爸回来了就可以开家长会了。”张玉芳无法回答。

任何以监狱领导、管教干部、刑罚执行科工作人员名义打来的个人电话，要求家属向指定账户转账汇款的行为，均应当首先通过监狱对外公布的官方电话进行核实。监狱系统有明确的工作纪律：严禁任何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联系家属处理涉及钱款的事务。家属接到此类电话时，应当主动挂断，自行拨打监狱官方电话回拨确认。不要因为对方能够准确说出亲人的姓名、案由、监区等信息就放松警惕——这些信息在公开的法律文书或社交平台上很容易获取。法治程序的每一步都有书面凭证和法定路径，不存在任何需要家属“私下配合”的秘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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