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玉莲的儿子在监狱服刑三年多,这三年里,儿子给她写了四十多封信。每一封信,周玉莲都小心翼翼地收着,用一个铁盒子装起来,放在床头柜里。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那些信翻出来,一封一封地重读。儿子的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都很用力,像是在对着纸用力地表达。信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说“妈,你身体还好吗”“妈,我今天学了一门技能”“妈,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就这些简简单单的话,周玉莲读了无数遍,每一遍都会哭。
一个自称“某某出版社编辑”的人通过电话联系了周玉莲。对方说,他们出版社正在策划一本服刑人员家书集,书名暂定为《高墙内的思念》,面向全国服刑人员征集家书作品。编辑说,周玉莲儿子的家书经过初选,已经被评为“优秀作品”,将收录到这本书中。编辑还说,这本书将申请正规书号,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部分样书将捐赠给各个监狱的图书馆。“您的儿子的文字,将被无数人看到。”对方用那种带着温度的语调说出这句话时,周玉莲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编辑说,出版需要一定的成本,包括编审、排版、印刷、书号申请等,家属需要承担八百元的“编审费”。周玉莲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她不懂出版,但她觉得,如果儿子的信能变成铅字印在书上,那是对儿子最大的认可。她转了八百元,签署了“授权书”,把儿子的几封信发了过去。
几个月后,周玉莲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封面设计得很简单,书名印着《高墙内的思念》,下面写着出版社的名字。周玉莲迫不及待地翻开目录,找到了儿子的名字,翻到对应的页码。那一页上,儿子的信被删减得只剩下三段话,每段话只有两三行。信的开头和结尾都被删掉了,只剩下中间几句无关紧要的叙述。周玉莲翻遍了整本书,发现每一封被收录的家书都被删减得支离破碎,有的甚至只剩下一句话。整本书只有薄薄的几十页,装订粗糙,纸张发黄,印刷质量像是用办公室的打印机打出来的。最让周玉莲感到不安的是,封二上的书号,她让亲戚帮忙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网站上查询了一下——根本查不到。
周玉莲花八百元买的,不是一本真正的书,而是一本非法出版物。那些被“收录”的家书,被出版社的人随便选了几段、打了几行字,就凑成了这本书。整个过程不需要编辑审稿、不需要排版设计、不需要正规印刷,成本可能不到二十元。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书,而是赚家属的钱——一封八百元,只要有一百个家属上当,就是八万元。
周玉莲给儿子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这件事。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只是把那些信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放到柜子深处。她后来想通了一件事:儿子的信,不需要变成铅字才珍贵。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是儿子在狱中用毛笔一笔一笔写出来的;那些简单的话,是儿子在心里想了很久才说出口的。这些信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有没有被出版,而在于它们是一个母亲和儿子之间最私密的连接。把这种连接拿到市场上去卖、去出版、去给别人看,本身就是一种辜负。
文章参考资料均来源官方信息 首发于微爱帮APP 只为帮助服刑人员家属解答问题 为爱守护,你不孤单 |
|